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

　　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

　　使大亨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们的节俭名声。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为了公众的消遣。真正的节俭反映了一个企业家有强烈的保护财产的意识。一位亚洲投资银行企业家、大亨的老朋友评论说:“他们比一般银行企业家更善于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报。”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8000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的深水湾道买了一所宅第。深水湾道有点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尔夫球场，教父们喜欢每天早晨去那儿打高尔夫球。他试着住进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这样也太奢侈了。最终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了出去。郭鹤年住的那种房子极为简朴，在欧洲和美国，只有平平常常的银行管理者才会住。

　　教父们也很喜欢向雇员和提供服务者传递能够证明他们节俭的信息。马来西亚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回忆了1999年在伦敦与博彩业的亿万富翁林梧桐的儿子林国泰的会谈，会谈讨论的是关于签订2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挪威游轮公司的事项。离开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时，林国泰招上了一辆出租车，那个银行家认为这辆出租车会带他们去希斯罗机场搭乘到挪威的飞机，但是走了半英里后，那个亿万财产的继承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带着随行人员走进了伦敦地铁的入口。他们乘坐地铁去机场，节省了几英镑。到了希斯罗机场，那个本已惊讶不已的银行家又发现他们去奥斯陆的机票全是经济型的。李嘉诚(香港人称其为L.S.Li)，非常喜欢向人们展示他节约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几年的廉价精工手表与西铁城手表。他的一位高级职员回忆说，他常听李嘉诚抱怨他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这廉价的手表已经成了他的象征。在《财富》杂志一次难得的采访中，李嘉诚也没忘记搬出手表的主题。“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

　　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事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大学生生活上总结。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卓百德谈到李嘉诚的一位同僚时说:“李兆基，在20年内仅仅从恒基地产的旗舰公司得到的分红就有1.5亿~3亿美元。”李兆基用这些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当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他们并不是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的人。

　　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高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100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精彩生活，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例如，马来西亚博彩业巨头林梧桐选择林国泰继承他的事业，而不是林国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指定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作为继承人，而不是长子林圣斌。霍英东让霍震寰而不是其长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继承人。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家族企业的文化是非常沉闷的，且常常引起不幸，可它几乎从未遭到过挑战。此外，它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它不受家庭是不是多血统或教父是否上过殖民学校的影响。一家之主就是国王。在外面，它通过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奥地利女婿苏海文所谓的“杰出人物的喜爱”表现出来。李嘉诚常把自己描述成“友好的狮子”，这里面可以捕捉到同样的意思。在这方面，东南亚大亨极力追求慈祥教父的形象。他们在公众的眼里可能是这个形象，但他们在家里，尤其在公司里，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别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李嘉诚的执行官回忆起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有一次在会议中打盹儿，被其父亲的尖叫声惊醒，好像遭到了电击一般。2003年2月，郭鹤年主持召开了由他控股的《南华早报》的董事会，一家之主的郭鹤年冲着48岁的儿子大发脾气，吼着叫他滚出去，那时与会的董事们都不知该朝哪儿看才好，那真是一个丢脸的董事会议。而另一个香港亿万富翁在行为治疗师的帮助下，努力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

　　亿万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们能够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毁坏性的影响。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就是半主动反叛的一个罕见例子。李泽楷在12岁时被送往寄宿学校，而且香港人普遍认为他母亲是自杀的。一部未经授权的中文版传记在2004年出版，里面的事情只有李泽楷的圈内人才知道。这部传记详述了李泽楷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他创立自己公司的过程，以及后来在未告知其父亲的情况下接管香港电信的过程，还讲述了为什么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他的父亲李嘉诚。中国读者非常清楚这则信息的含义: 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 那年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澳门航运。他最后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总会。”从中不难体会出他心中的某种怨恨。同时，他的描述也泄露了关于大亨家庭生活实质的某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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